新闻周刊丨我的生命我做主

　　日前，深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《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修订稿》，在全国首次将患者临终决定权，也就是生前预嘱写入地方性法规，这个修订版将于2023年1月1日开始实行。《新闻周刊》本周视点关注：我的生命，我做主。

　　85岁的万迪新和77岁的老伴王萍住在深圳，每天上午8点，老两口都要在楼下锻炼近一个小时。这样有规律的锻炼，是从六年前，万迪新患病开始的。

　　万迪新：2015年底去外面旅游发现自己血尿了，回来后去医院检查发现是肾癌。在医院里一直不相信，也不肯做手术。给我做手术的那个主任，他打开电脑分析，说如果你不做，生命最多只有三个月。

　　经过家人和医生的劝说，万迪新接受了治疗。住院期间，他读了许多与死亡有关的书，他要努力有质量地过完被延长的生命。万迪新的老伴儿退休前是一名医生，在她的照顾下，万迪新恢复得很好。

　　王萍：我的亲家，最后濒死状态的时候，不打针血压都没有了，还在那不停地打。最后三个孩子签的字，一个小时以后人就没了，面对亡者和即将亡者不应该这样。

　　在王萍看来，面对死亡有尊严，是一种健康的死亡。随着年龄增长，如何能让自己和老伴儿也能走上这样的旅途，不让子女违背自己的意志抢救，她一直在期待有制度上的保障。去年，她参加了深圳市的生前预嘱协会的成立大会。在这里，她了解到，深圳正在酝酿一部法律：鼓励人们在意识清楚时签署一份预嘱，说明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的需求。

　　经过一年的酝酿，本周二，深圳市人大召开法规解读会，首次对修订后的《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》进行公开解读。了解清楚细则后的老两口，跟儿女表达想要签署生前预嘱的愿望，儿女都表示尊重并且支持老两口的决定。

　　12年前，国内成立了第一家推广“尊严死”的公益网站，名字叫做“选择与尊严”。在使命一栏中，有这样一段文字：“推广生前预嘱，让更多人知道，按照本人意愿，以尽量自然和有尊严的方式离世，是对生命的珍惜和热爱。”直到今天，这个网站的用户登录数，即将突破18万人。

　　北京生前预嘱协会会长 王瑛：就是事先，在患者还健康、意识还清楚的时候，对于自己进入伤病的终末期时，需要什么样的治疗和护理方式，这样一种表达。

　　近些年，生前预嘱在我国的多个城市已有实践。但在实际操作中，由于本身出自患者意愿，不具备法律效力，具体的治疗措施，医生还是要和患者家属沟通，因此常常实行困难。此次深圳为“生前预嘱”立法，其重要的意义便在于，临终抢救时，患者本人的决定权得到了法律的尊重和保障。

　　虽然深圳此次在立法层面向前迈出了一步，但由于过去人们避讳谈论死亡的观念根深蒂固，也就不自觉地阻挡了公众去思考，该如何让死亡更有尊严？

　　早在2012年，凌锋就曾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提案呼吁，应重视死亡尊严的概念。在社会观念逐渐进步的当下，安宁疗护开始在中国取得了一定的发展，但不少公众仍对此存在认识误区。

　　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首席专家 凌锋：病人这个病是可治之症还是不治之症，医学上是有很明确判断的，每一个医生都非常清楚。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就会建议家属尊重病人的生命，减少他的痛苦。

　　现代医学并非万能，但面对弥留之际的痛苦，医学仍可以有所作为。安宁疗护，也被称为姑息治疗、临终关怀，其基本原则是承认临终患者的死亡是正常过程，既不加速也不延缓，只提供缓解临终疼痛和不适的办法，在身心、精神等方面让其活得有质量，追求生命的安详与尊严。

　　江苏省老年病医院安宁疗护病房主任 樊卫飞：目前像我们对一些终末期的临终患者，更多采取对症处理，70%到80%的患者，都能够达到很好的效果。必要时候也可以用一些药物，当然一些医务人员会跟患者交流，改善患者的情绪。

　　从2017年开始，全国先后有两批城市开展安宁疗护试点，截至2020年底，全国设有安宁疗护科的医院已达510个，目前，也在推动安宁疗护服务下沉到社区或居家。但在未来，进一步提升安宁疗护的可及性，还离不开全社会的理性和客观认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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